【读史札记】
作者:刘再聪(西北师范大学河西走廊研究院教授)
相传伏羲仰观天象、俯察地理,结网制器、建屋养畜,引导先民摆脱茹毛饮血、巢穴群居、鸿蒙未启的原始状态,用一系列发明创造告别洪荒迈向文明,从而成为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,被尊为“三皇之首”“百王之先”。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强调,伏羲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,要将这份宝贵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好,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励后人,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。伏羲文化的产生、形成和发展,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,在不断积累和发展中,形成比较完整的文化体系。有关伏羲的传世资料、文化遗存、考古发现、神话传说等构成伏羲文化的丰富内涵,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人文意义,也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。
典籍资料显示,伏羲的历史功绩是不断累积的,伏羲文化是逐渐形成的。先秦时期的《尚书》《左传》《吕氏春秋》《战国策》《周易》《管子》《庄子》等文献中都提到伏羲,将他视为远古传说中的神话人物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虽两次提到伏羲,但仍以《五帝本纪》开篇,可见依然视伏羲为神话人物。东汉以降,伏羲的历史人物身份逐渐得到认可。东汉王充《论衡·齐世篇》记载:“人民至质朴,卧者居居,坐者于于,群居聚处,知其母不识其父。至宓牺时,人民颇文,知欲诈愚,勇欲恐怯,强欲凌弱,众欲暴寡。”这段话表明至伏羲时代,已初现文明曙光。班固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将伏羲列为上上圣人,居炎帝神农、黄帝轩辕之前。西晋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记载:“太昊帝庖牺氏,……蛇身人首,有圣德”,“燧人氏没,庖牺氏代之,继天而王,首德于木,为百王先。”通过伏羲氏神异人生及顺天明德之伟绩,再次明确了他的历史地位。唐代司马贞《三皇本纪》对伏羲的历史功绩作了全面总结:“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旁观鸟兽之文、与地之宜。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。始画八卦,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,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。于是始制嫁娶,以俪皮为礼。结网罟以教佃渔,故曰宓牺氏。养牺牲以庖厨,故曰庖牺。有龙瑞,以龙纪官,号曰龙师。作三十五弦之瑟。”从中可以看出,伏羲功绩涉及经济生产、社会制度、生活风俗、思想文化多个方面,几乎涵盖了文明社会早期所有的发明创造与典章制度。南宋罗泌《路史》、清代马骕《绎史》全面梳理相关史料,从而使伏羲的事迹更加清晰系统,伏羲的历史人物身份进一步明确。
国内许多地方都有伏羲的历史传说及发现有关伏羲崇拜的文化遗存,但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大体上将伏羲文化的起源地指向甘肃天水。从西汉开始,有关伏羲生地及活动区域的记载逐渐清晰。西汉纬书《遁甲开山图》有“伏羲生成纪,徙治陈仓”,“仇池山四绝孤立,太昊之治,伏羲生处”等记载,第一次将伏羲的出生地界定在成纪与仇池山一带。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详细考证了三皇五帝的世系和活动区域,将成纪定在今甘肃东部天水一带。梁刘昭注补《后汉书志》引《帝王世纪》所记,肯定了伏羲生地成纪在天水之说。此后,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、唐代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等著作都沿用这一说法。至今,天水一带仍有卦台山(伏羲台)等遗存。《水经注》记载,北魏时期天水一带山上有女娲祠。北宋太平兴国初年,天水一带就有了伏羲庙和祭祀伏羲的记载。1347年,元朝在今天水市西关北卦台山修缮伏羲庙。1516年,明朝颁布诏令,将秦州(天水)伏羲庙正式确定为人文始祖祭祀地。目前,天水还保留有目前全国保存最为完整、年代最早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。20世纪40年代,闻一多完成《伏羲考》,意味着现代意义上对伏羲学术研究的开始,他从语音关系考查伏羲本为匏瓠(即今所说的葫芦)。有传说认为,今天水一带之葫芦河,即因纪念伏羲出生而得名。1958年在天水市甘谷县西坪遗址、1973年在天水市武山县傅家门遗址出土两件人首鲵鱼身彩陶瓶,被认为是传说中伏羲的原始形象。
关于中华文明的早期起源,司马迁把黄帝“著为本纪书首”,构建了完整的五帝体系,他虽未为伏羲立传,但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指出,“余闻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纯厚,作《易》八卦’”,肯定了伏羲的历史地位。20世纪20年代疑古风潮兴起,一些学者对古史材料的真实性提出疑问,对传统古史体系展开批判,五帝体系说面临挑战。因此,要探明中华文明起源、形成的历史,实证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,不仅涉及对传世文献的理解与认知,更需依靠考古发掘来研究和证实。
20世纪40年代,徐旭生《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》将传说与考古成果结合起来,认为华夏族的发祥地在陕甘黄土高原一带。研究表明,伏羲氏是渔猎时代的代表,这一时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。1958年,天水附近发现了大地湾遗址(距今8000年—5000年),其文化特征所展示的时代与伏羲时代大体相符。1979年,夏鼐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七大区域:黄河流域文化,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、屈家岭文化、良渚文化,辽河流域的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,华南的石峡文化,甘肃的秦安大地湾文化等。张光直“八个相互作用圈”、苏秉琦“六个文化区”等著名论断中都将甘青地区古文化或大地湾文化定为重要内容。在大地湾及其附近的文化遗址中,出土了大量的骨针、骨镞、纺轮、刀、斧及网坠等生产生活工具,还发现了旱作农业标本、宫殿遗迹、文字符号、地画和彩陶等。这些发现使伏羲作易、作八卦、创嫁娶之礼等诸多贡献得到了考古学上的支撑。可以说,有关伏羲的远古传说、历史文献及考古成果在时空上的重合与内容上的契合,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。
2001年,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预研究启动。探寻的时间段限定在公元前3000—前1500年之间,在考古学上是龙山时代,即大体相当于夏代以前传说中的“五帝”时期。首批选定的六个考古遗址集中在华夏文明的中心区域——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:可能与黄帝有关的河南灵宝西坡遗址、与传说中尧时代时空吻合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、可能是禹都阳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、可能是夏启之居的河南新密新砦遗址,以及学术界公认的夏代中晚期都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、郑州大师姑遗址等。从研究时段的界定及考古遗址的选取来看,古史中的“五帝”传说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上具有鲜明的指向意义。与五帝体系相对应,更早者为三皇体系,两者在正史中合为一体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,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、一万年的文化史、五千多年的文明史。持续开展中华文明探源研究,从考古发掘、文化遗存、传世文献、神话传说等层面深入研究伏羲文化、“三皇”时代,对揭示中华文明的早期起源、勾勒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、展现中华文明的永恒魅力具有重要意义。
《光明日报》(2024年12月16日 14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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